刚柱子与六尺巷
文/安颖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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清明小长假参观了帝师故里——杜受田故居，之后总觉得要写点什么，方能对得起杜家那些贤良的老前辈们，对得起在书香门第里参观感受到的氛围。
位于山东省滨州市滨城区滨北镇南街的杜受田故居，始建于明朝万历年间，后经历了数次扩建与修缮。2009年初，滨城区委、区政府启动了杜受田故居修复重点工程，本着“修旧如旧、尊重历史、还其原貌”的修缮原则，历时两年方顺利竣工，2011年，这座占地25亩的官僚故居府第开始对外开放。
杜府门前有两座木石牌坊。一座面东背西，上书“渤海雄邦”四个篆书大字；其西南方十几米处还有一座，面南背北，那是杜氏先人修建的进士坊。两座宏伟牌坊成直角状耸立在杜府门前，展示着精美的传统雕刻与绘画艺术。
与高大的牌坊相比，杜氏故居的大门非常狭窄，甚至是略显局促，三个人并走就显得十分拥挤。在古代森严的等级制度之下，世人的穿着样式和居住规制都是有对应级别的，按着当时杜家的声望以及当家人的官品，是可以建三道门的，也就是三间房屋宽度的门庭，可杜家十分低调，仅修了窄小的一道门庭。
笔者曾祖父安学程，上个世纪在安柴村里非常风光，是十里八村远近闻名的老中医，人称七先生。老人用一辈子的财富修建了前后两个大院落，所以我老家的门庭也十分气派，高度约4米左右，宽度按标准应是一道半门的。
对比起来，杜家的门庭还没有我老家的门庭宽阔呢！但我此时却陷入了深思。或许是杜家良好的家风造成了这一现象，为人处事做官都谦虚低调不张扬；又或许是杜家人对宣扬的东西内心有个标准，居住条件、饮食好坏不值得夸耀，奋发图强积极入世的精神才值得旌表，于是就出现了大牌坊、小门庭的格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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杜氏故居包含28个小院落，每一个都是标准的四合院式结构，再加上祠堂、绣楼、大同客栈等建筑，杜氏故居就成为了鲁北地区独特的人文景观。想要了解明清时期官宦人家在老家的居住状况，杜氏故居也可以成为*。
杜府里世俗典故、古训警句，还有木瓷文物、典型建筑实在是太多太多，若走马观花按着时空顺序也能写成一篇游记，可那就成了千篇一律毫无新意的流水账。挖掘其内在文化，然后重点剖析其一角，就成为了这篇散文的主要构思。
沿着青砖铺就的道路，来到故居西南一座略显简陋的小院，墙上刚柱子的故事立刻吸引到了我。好！落笔之处一下子从脑海里闪现出来，就从这里写起，写一写古代那些宰相们的肚量。
从明朝万历年间起，杜家一门人丁兴旺，修缮扩建房屋成了必须。到了清朝嘉庆年间，杜家再次扩建旧居，为了能让杜氏族人聚居在一起，杜家从四周的邻居家购置宅基地。由于价格优惠，杜家又公平公正交易，所以大量住户纷纷搬离旧宅成全杜家。
但到了西南角刚姓人家时，对方可能是不愿意撒手祖业，也可能是受孟母三迁故事的影响，尊崇杜氏家风并十分乐意与杜家为邻，因而死活不同意交易。杜家人着了急，就写信告诉了京城的杜鄂。当时杜鄂是吏部左侍郎，至少相当于今天的副部级高官，杜家人想凭借官威，让杜鄂稍微知会一下家乡的知县，问题自然迎刃而解。
令杜家人大跌眼镜的是，杜鄂不仅没同意他们的要求，反而写信告诫了家人一番，“自家修房屋，不准难为乡亲。刚家如此品行刚烈，是我们杜家宅院的刚柱子，留下很好。”于是世间就有了“刚柱子”的故事，有的史料也称为“刚家角”。
写到这里，脑海里突然又想起点什么，杜家人如此宽宏处理与邻为善，应该也是受到什么优良风气的熏陶吧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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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刚柱子”的故事由端庄的导游女士口中娓娓道来，经过耳朵地慢慢过滤与渗透，我脑海中的念头也就慢慢清晰起来∶“刚柱子”的故事是发生在“六尺巷”故事之后，两者是一脉相传，存有共性的。
据安徽《桐城县志》记载“张文端公居宅旁有隙地，与吴氏邻，吴氏越用之。家人驰书于都，公批诗于后寄归，云‘千里修书只为墙，让他三尺又何妨。万里长城今犹在，不见当年秦始皇。'家人得书，遂撤让三尺，吴氏感其义，亦退让三尺，故六尺巷遂以为名焉。”
查阅“六尺巷”的史料，其实有多个版本。仅在清朝，就有纪晓岚、胡煦、傅以渐、王杰、何绍基、郑板桥、曾国藩七个“巷主”；时间再往前推移，到了明朝，还有探花崔桐，状元舒芬，景泰年间礼部尚书杨翥（zhu,四声，向上飞之意）、正德年间吏部尚书林瀚、嘉靖年间吏部尚书郭朴五位“巷主”；缩小时空距离，清康熙年间兵部尚书李之芳也是一位“巷主”，他可是我们滨州惠民人。前前后后算下来，有名有姓影响又比较大的，就有十几个这样的故事，都是开始时先争地，后来经过做高官的家人的规劝然后再让地。而让这些故事在民间广为流传的，则是得益于那十几首大同小异的打油诗。
桐城人张英，其本人官至礼部尚书，而其次子张廷玉更为出名，雍正年间官至保和殿大学士（内阁首辅），首席军机大臣。明太祖朱元璋废除宰相制度，明清时期的内阁首辅，其实就是换了名称的宰相。由于父子二人在历史上俱赫赫有名，所以“六尺巷”故事也就以张英版本很为出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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让桐城版“六尺巷”世人皆知的原因，除去两代主人官声显赫之外，还在于张家人体现的忠贞气节。在这里还需要举一个反例，提一提安徽合肥版的“六尺巷”，其主人气节就比张家差了十万八千里。
现在的合肥市有一条永红路，而在以前却叫做龚湾巷，为什么起了个这样俗气的巷名呢？请听笔者一一道来。在明末这里居住着两家大户人家，一个有钱，一个有势。万家是巨商大贾，龚家的主事人龚鼎孳（zi,一声，生息，繁殖之意）在京城任礼部尚书。有一年两家同时翻盖房屋，为了宽敞一些，都想把山墙向外延伸一些，扩大房子的空间。一来二去，两家就打起了官司，但县令面对“双龙会”，自己仅是七品小官，不敢轻易判决，于是官司就拖了下来。
龚家人很生气，为了尽快解决问题，就派人快马加鞭赶到了京城，想借助龚尚书的威望力压对方，打赢官司一振族威。龚尚书一听，士农工商排名倒数的商人也胆敢与官宦人家争地皮，勃然大怒，准备出手教训一下万家。倒是贤淑的童氏夫人规劝道：“朝廷要臣，官居高位，与邻居争地，岂不令人耻笑！何不大度一些，让万家几尺何妨？”
合肥龚家的族人有感于尚书夫妇的胸襟，就把相邻的山墙悄悄拆除并主动退让三尺。有道是“人敬我一尺，我敬人一丈”，万家人也拆除了山墙退后了三尺，于是就形成了一条六尺宽的巷子。为了纪念两家人的谦让，百姓就把这条巷子命名为龚万巷，随着时间的流逝，人们以讹传讹，就演变成了今天的龚湾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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凭借龚湾巷的美名，龚鼎孳本可以流芳后世，但他后来的所作所为实在令人所不齿。
做为大明朝的高级官员，凭借文才又与当时的著名文人吴伟业、钱谦益并称为江左三大家，受到世人尊崇。明朝灭亡后，不说以死殉国，很起码在新朝代永不出仕，方能对得起故朝。可我们的龚大尚书，先是投降了闯王李自成，转眼间又投降了满清朝廷，一人一生仕三朝，行为像极了五代十国时期的冯道，堪称明清版的官场不倒翁。
此等人只宜夹起尾巴来做人，可龚大人大言不惭，自比为魏征，还把李自成誉为唐太宗，令人笑掉大牙。有人打趣道：“明朝灭亡，你怎么不给大明尽忠啊？”他说：“我的小妾不让啊！”他的小妾不是别人，就是明末清初秦淮八艳之一的顾横波。
龚大人不是有一个贤惠的正房太太吗，这时童夫人到哪里去了？当龚鼎孽投降清朝北上京城做官时，大太太耻于丈夫的行为，在拒绝同行的同时，也拒绝接受清王朝的封赏。
龚鼎孳变节投降，不仅为明人所蔑视，也被清朝人瞧不起。很明显的例子就是，满清摄政王多尔衮对他为人的评价“此等人只宜缩颈静坐，何得侈（chi，三声，过分之意）口论人”，“人果自立忠贞后可以责人”。乾隆帝对降清的明朝官员也是十分不齿，为此专门下诏修编《明季贰臣传》，龚鼎孶凭借其表现“成功”入选了此书。但为了得到汉族江山，多尔衮又不得不任用龚鼎孽，还要封赏他的夫人。大太太不受封，顾横波得了便宜，因而也就出现了名妓做诰命夫人的笑话。
在注重气节和名节的古代社会，龚鼎孳虽然文采出众，但他转眼仕三朝，品行与三姓家奴吕布有的一拼，还有置父母妻子于度外，闻讣告仍留连妓院，很终还迎娶了秦淮歌妓这几件事，让他气节与名节俱失。所以他这个“六尺巷主”鲜为人知，也就不足为怪了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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返回头，再看看本文中的主人公们：
杜鄂留下了“刚柱子”，升任礼部尚书。协办大学士的杜受田延续了良好的家风，没有凭借官威撵走刚姓人家；
张英让出了“六尺巷”，拜保和殿大学士、首席军机大臣的张廷玉照样友善对待邻居，没有恃强夺回那三尺地；
中年李之芳任吏部侍郎时，谦让出了惠民县“仁义胡同”，晚年升任文华殿大学士、入阁代皇帝批阅文件、草拟圣旨，可谓是权倾朝野，李阁老同样没有恃强凌弱收回自家的几尺地基。
还有纪晓岚、王杰、曾国藩他们，除去郑板桥是七品县令之外，其余的几乎都是尚书级别的副国级高官。
他们没有凭借官威欺压良善、鱼肉乡里，而是本着恭谦礼让的态度与人为善、和睦乡里，使得尊让和谐的良好风气代代相传。文章写到这里，脑海里又联想起一句古语---“宰相肚子里能撑船”，笔者又为本文想好了另外一个贴切的名字---《瞧，那些宰相们的肚量！》
作者简介
安颖光，山东博兴人，山东省散文学会会员，滨州市作协会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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